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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

发布时间:  作者:楼宇烈

楼宇烈:今天,我们如何看“五四”

  现在再看“五四”,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间去看,也不要批它那个时候的过激观点,要从接受反思教训的角度来看,着眼未来。反思以后,是继续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呢,还是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个方向呢?所以,不是去算这个账,而是去看这个百年以来的发展到现在,是继续沿着它走呢,还是我们要改弦更张?现在是继续沿着原来救亡图存、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道路走呢,还是思考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上。这是个普遍的不发达国家走上发达后都要思考的问题,但是过去100年,我们要救亡,批判传统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正因如此,造成我们现实和传统的分裂,现在我们对传统越来越陌生。过去我们把西方文化看成是进步的文化,自己的文化看成是落后的,但是应该放在时代的差异性上思考。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因此我们要抛弃传统向工业文明学习,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文化形成后,自然就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具有超时代性。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类型的差异,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传统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或否定,也要肯定它,甚至于更多地要肯定它,那么就是要改变一个思维方式。首先要认识到,没有一种文化是十全十美的。这个里面有“礼教吃人”的一面,但是也有礼教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关系的一面。我们今天,所谓“礼教吃人”的一面已经过去了,就要把礼教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关系的一面拿到今天来发扬,改变视角改变思维方式。所以,对于历史,你把它当作一个包袱,是很沉重的,但是你把它当作一个财富来对待,对于以后的发展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时代不同了嘛,我们还一天到晚斤斤计较这个,今天是“礼教吃人”还是什么东西吃人呀?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的,究竟是传统文化的作用呢,还是今天的社会状况造成了这样呢,还要分析一下。比如,过去是父母压制了子女,现在呢反过来是子女残害了父母,是好是坏呢?所以,我始终觉得不是去清算,或者是把它去否定,没有必要去否定,你否定也没用,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只能在这里接受经验教训,然后改弦更张。现在已经不是“礼教吃人”的问题,而是过分开放的结果,人性没有束缚的结果,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我一直主张,不要纠缠“五四”不放,“五四”冲破礼教当时有积极作用,我们不去评论它。今天要分析一下,究竟是“礼教吃人”还是“物欲吃人”还是其他呢?

  国学,笼统就是讲传统文化,中国的学问。因为,日本也有国学国史的概念,很明显就是日本的学问。上个世纪30年代,国什么的很流行,国学,国艺,国术,国医,都很流行。都代表着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是个广泛的概念。那时称作大师的,是从整体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根基和核心这个角度来称大师,比如传统文化的根基,基本的文化要素(文字、语言、训诂等小学功底,还有经史子集很通的),那可以称作国学大师,或者说研究一个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的。我们常常讲,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决定人怎么为人之道的,这些人也可以称作国学大师。至于其他的,可以称作国艺大师。“学”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比较形而上的层面。

  中国的国学大师,从近代开始,章太炎应该可以算的,像梁漱溟、熊十力、王国维、罗振玉啊,都可以算。对于有些人,我们也不好说,对于近代这批人,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康有为也是,也可以算一个。包括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可以算,他小学的功底经史功底都是很深的。再下呢,有的称为儒学(大师),有的称为国学(大师)。胡适和鲁迅,恐怕不太好称作国学大师,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否定的。胡适研究传统文化是为了把垃圾扒出来。鲁迅先生研究呢,也是批判的。当然,我也常常讲,中国这批近代学者都有两面性,他们在传统文化中间成长起来,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应该是很深的。但是他们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东西,要改造社会,所以对传统又有批评。现在呢,很难再找出这样的国学大师了。

  传统文化思想的某些方面与现代文明有冲突是很肯定的,所以要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更新一定不能契合时代的。一个文化的延续一定要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否则就是冲突,不能改变,必然被淘汰。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学说学派,之所以被淘汰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没有做出应有的调整。所以,我觉得有冲突是正常的。中国历史上,儒道思想的发展,都是这样的:吸收别人。先秦的墨家就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它中断了,没有继续。阴阳五行被儒道吸收大大发展了,没有自己的发展,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跟西方文化的冲突,应该更明显一些。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法不同。应该说,西方的思维方法更合乎人的正常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眼睛生来干什么?眼睛生来是用来分辨。我们的耳朵生来分辨声音。人的感官的本能就是分辨。所以,会取这个不取那个,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是非常正常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的。像佛教说的,恰恰是这种分辨,形成了追求的趋势,或者思维方式极端化,这个是美,这个是丑。中国的思维超前,就是要超越人的感官看到的现象世界,就是要看到整体性。佛教强调平等性,儒家跟道家更强调整体性,儒家强调执两用中,道家更强调超越个体,佛教完全消除对立。都是要超越人的感官的局限性。所以,梁漱溟讲中国的文化具有超前性。中国文化就是要超越人的感官的局限性,融化对立和二元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是非此即彼,不是像佛教的文化一此一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互相依赖互相包含。中国的阴阳思想就是这样,阴阳就是此长彼消,有阴才有阳,有阳才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不是阴是阴阳是阳,阴阳失去平衡以后会造成问题,不是说造成问题就把你消灭,独阳不成,独阴不成,阴阳并存。所以,它不是极端的。人的感官不是这样,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但人的营养恰恰需要全面,好吃你要吃,不好吃你也要吃。西方东方的思维方式确实很不一样,一个更符合人的生活实际,一个要超越这种实际。这两种思维方式都需要,没有分别你如何去融合它?所以,西方容易走极端:一是特别现实,一是特别理想。中国是要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不能太理想了,也不能太现实了。我们要有理想,还要面对现实,而要在现实当中,还要有理想。我们许多人接触西方,要么非常现实,要么非常理想。中国恰恰是人本主义,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又比人本主义广些,人本单纯以人为本,人文包括以人为本,还有一个用什么的方式教化人的问题。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说,读经不能救国,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此一时,彼一时,鲁迅在那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当时可能人们都在埋头读经,视野不能开阔。可是我们现在视野开阔了以后,对自己传统的东西都不熟悉的话,那么我想还是要从根源性的东西读起。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从最根本处入手才能把握它的总体方向,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使人不受神、物的支配,凸显人的自我价值;二是强调礼乐教化,讲究人文教育,反对武力和权力的压制,“以人为本”的观念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体现了它的精髓。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

  人是天地之心,这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就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以人为天地万物的核心,把人的道德精神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面是高扬王权淡化神权,宗教观念相对比较淡薄;另一面是高扬义理节制物欲,道德自我完善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众所周知,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哲学,恐怕主要是想以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一方向同样也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再一个,人文的精神,还是它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文化的这种人文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强调个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因为它要做一些线性的分析,做一些直接因果关系的联系,要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相对来讲它是一种静止的分析。人文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章太炎曾经说过,西方文化西方哲学面对的是物质,物质相对是静止的。中国的哲学面对的是人事,人事是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更强调不稳定性模糊性非线性整体的,与科学的思维方法恰好是相反的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人文精神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人文精神里面的一个精髓。甚至人文的精神不是在书本上得到的,也不是在简单的实验中间得到的,它既要从书本中得到,还要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也要反复体会它,它有很多东西是体会出来的。知行合一也可以说是人文精神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

  台湾学者林谷芳认为,中国人的生命困境、心灵牢笼,并不需要用西方的精神舶来品来化解,它自有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禅宗作为佛教中最重要的一支流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神韵的一道风景,它成为许多古代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和心灵归宿,在当今社会,在中国人面对人生藩篱时,禅依然能能够引领我们发现从容淡定的生命境界,为生命找寻到真正的解脱。我也主张发挥中国文化里的“人文主义”精神解决所面对的人生问题。中国的文化强调“反省内求”,不是靠外在力量改变,而是强调自己改变自己,当然这个比较用外在力量制约它是要难得多。我们谈到自觉,自觉是达到相当的高度才能自觉,否则的话,只能依靠外力来强制。所以,确实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中国古代也是,为什么刑德并用呢?就是光靠道德的教导,是不够的,应该按照法律,不用法律是不对的。刑是阴,德是阳。从来没有说纯用德,因为那是迂腐。光用法呢,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会说,你怎么不先教育教育他呢?所以,既反对纯用德,也反对纯用刑。纯用刑是没有尽到教导的义务,纯用德那是太迂腐。

  作者简介:

  楼宇烈(1934—),男,浙江嵊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原刊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3期,“中国思想肖像”之四。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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