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相传，代不乏人。在这条漫长、璀璨的文明星河中，孔子当是那颗最闪耀的恒星，承前启后，辉映千载。
孔子燕居像
回望二千五百多年前，正是春秋末造，王室衰微，诸侯纷乱，周代礼乐文明之光环日趋黯淡。孔子本为殷商王室与宋国贵族后裔，然生于鲁邦，长于鲁都，浸习礼乐，最为钦慕鲁国始封之君暨周代礼乐奠基人周公，平生从周亲仁，宣化救世。
在有生数十年中，孔子从平民之中登上残破的历史舞台，承继先哲将坠之业，将原本贵族社会专属的礼乐仁义之教推向整个世间。有若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于人间，孔子精心点燃起一盏盏象征仁爱、礼敬与智慧的明灯，照亮着中华民族永恒的未来。
圣人之后 将有达者
孔子是圣人(圣王)之后：他的先世曾为宋室公卿，其先祖可以由微子上溯到三代圣王之一的商汤。但是，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遭权臣华督陷害，五世祖木金父又去国奔鲁之后，这个家族日益没落。孔子父亲叔梁纥，曾任鲁国防邑大夫，以勇力闻于当世，然亦仅此而已。
叔梁纥原有多个女儿和一个患有脚疾的儿子，皆不能承继家业与祭祀。随着渐趋年迈，这一问题愈益急切。不得已之下，叔梁纥遂向城内颜家求亲。颜氏家有三女，并聪慧貌美。颜父对叔梁纥殊为认可，称其“圣人之裔”，并欣赏其“身长十尺，武力绝伦”，认为即便年龄偏大，性格严肃，也未尝不是良配。不过，长女、次女对叔梁纥皆不满意，惟幼女颜徵在赞同父亲之见，进前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孔子家语•本姓解》)遂嫁于孔氏。成婚后，颜徵在时或忧叔梁纥年迈，难以生育，遂独至尼丘祈祷，翌年终得生子，乃名丘，字仲尼，是即孔子。
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去世，孤儿寡母实难维生，不得已迁居鲁城阙里，依附外家生活。即便如此，弱母幼子恐怕也谋生不易，举步维艰，一些具体情形，千载之后实已难于想象。
孔子圣迹图之俎豆礼容
自古英雄多磨难。多年后，闻有人赞其博习多能，孔子坦然自白：“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段“少也贱”的岁月，正是后来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奋争一生的起点。鲁本周公封国，保存礼乐设施、文献、法度最为齐备，堪称东方礼乐文明之都，素有“周礼尽在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之誉，是孔子研习礼乐的绝佳圣地。据载，孔子年少嬉戏，就常仿效礼官陈设礼器，演习各种礼仪。青年时期，为谋生计，又于贵族门下担任“乘田”“委吏”等小官，俱有良好业绩。而藉此近便，孔子就可以更为精详地观览庙堂礼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博学亲师，更为深入地研习礼乐，逐渐与五百年前的周公心神相接，若合符契。其暮年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正印证了他对周公的崇敬和对周代礼乐文明的神往。
大约而立前后，孔子习礼有成，渐为时人瞩目。
鲁昭公二十四年(西元前518年，时孔子34岁)，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久病垂危，乃将两个儿子仲孙何忌、仲孙说及亲信家臣召至榻前，郑重遗命：二子必师事孔子，学习礼仪，否则不得继承家业。作为位高权重的一方执政，孟僖子何以对年轻的孔子敬重如此?
原来多年前，孟僖子曾随鲁昭公外访楚国，有为君通传言语之责。然其人于礼仪并不通晓，以致未能“相仪”与“答郊劳”，有损国体，内心极为愧疚。须知，“三桓”远祖正是周公，如今相礼失职，实在是“数典而忘其祖”(《春秋左传•昭公十五年》)。此后，孟僖子知耻而后勇，十余年倾心讲习礼仪，以求补过，最后又将心愿寄托在儿子身上。
至于独重孔子，又与孔子出身密切相关。殷周贵族社会，主要以血缘与宗法关系维系。与此相应，举凡文化、职官以至一些特殊职能也往往缘此代代相承，故世系、血脉之所由出，最为当时人所看重。孔子本是圣王商汤之后，其十世祖弗父何、七世祖正考父等皆有令德。当时素有“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之说。久处民间而精习礼乐的孔子显然已让不少有心人将其与这一预言关联起来。在老于世故的孟僖子看来，孔子就是这位“将有达者”，故严命二子“(师)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春秋左传•昭公七年》)。
这一典故，似可标志着：孔子，这位前朝没落贵族的后裔，终不负先祖荣光与时人期待，已从苦难、平凡中堂堂走出，即将登上未来中国的历史舞台。
徵献问礼 与时损益
作为由贵族阶层之外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代哲人，孔子几乎以学礼为唯一晋身之阶。与不少哲人、思想家异趣的是，孔子对古代文明特别是礼乐文明采取集成、损益的包容态度。观其一生，总是虚怀若谷，好学不倦，不止累积为广博的知识，更造就古代文明集大成于一身。
鲁国固然是礼乐文明之圣地，然此邦之外，亦有别样风景。鲁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时孔子35岁)，孔子东游齐国，为高昭子家臣，其间对此地人文多有留心。或许以舜帝后裔陈公子敬仲奔齐之故，齐国竟保存着完备的颂舜之乐——《韶》乐。在孔子看来，《韶》乐可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较“尽美矣，未尽善也”之《武》乐尤胜一筹。(《论语•为政》)故《论语•述而》篇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反复澄心聆听而不厌，孔子对《韶》乐暨舜帝之德政遗音竟达如此痴迷的程度。
孔子圣迹图之在齐闻韶
作为殷人之后，孔子对故国颇含深情。然他并非狭隘的“遗民”史观者，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综合、全面地稽查、考论各代历史文化，以穷究礼乐之原。孔子曾亲游杞国、宋国，拜访当地贤人，查考夏、商两代的文物遗迹，可惜得出的结论却是“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皆因年岁长远，“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
至于周代则大不一样。大约在鲁定公三年(西元前507年，时孔子45岁)，孔子与弟子南宫敬叔(即中孙说)远赴周王都洛邑观光，史称“适周观礼”。在此，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不仅访问闻人，求教礼乐，更实地观摩周王室礼乐设置，深切体味其制度深意，由是不由地感叹：“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家语•观周》)
孔子圣迹图之问礼老聃
对比而言，孔子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损益者，因时而或省损或增益之谓也。损益之道，正是三代礼乐文明延续、集成的基本途径。
学如积薪，文明自亦如是，由是而后来者居上，故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郁郁者，文采丰富之貌也。周代礼乐文明，实集虞、夏、商各代之成而肇造。而其集成之理，就是损益之道。故孔子明言：“吾从周。”(《论语•八佾》)这即是孔子礼乐文明观之精要。
有教无类 济济多士
春秋以前，世官世袭，学在王官;春秋而后，王官散落，学术下移，民间渐有私门教学，其间自以孔子最为卓著。孔子施教之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在一个近乎腐朽、没落的社会中，培养若干真正德才兼备的治世之材和社会引领者，以拨乱反正，重建美好的理想社会。
时有卫将军文子曰：“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子家语•弟子行》)此几可谓孔子施教之纲领。孔子博综六经旧典，实集历代王官学之大成。其以诗书、礼乐为教，原本乎周代官学之旧传统。其于教学中注重“约之以礼”，则系针砭时弊。当时礼崩乐坏，人心久晦而不觉，难以分辨礼之“义”与“仪”之别。因此，在许多场合，一般众人乃至上位君长不知礼、失礼，抑或勉强行其礼却迷失其“义”、徒具其“仪”的现象不胜枚举，令人叹息。至于主张以仁义之道导化人心，与诗书、礼乐之教相辅相成，则是孔门独创。其根本要旨就是培养深明仁义之道与礼乐之原的大人君子，既利于救世济民，亦有助于传播弘扬文明、道德。
孔子施教，将原属周代官学的诗书、礼乐之教推向民间，又以孝悌、仁义之教培育仁爱之心，以与诗书、礼乐相辅相成。故其教化行于天下，惠泽深远。
孔子施教之道，概言其道大体可谓有教无类，具体个人则须因材施教，甚至因时而异，因地制宜。
弟子颜渊，最是贤明聪慧，亦最知孔子其人与孔子之道，故孔子特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教，(《论语•颜渊》)对其给予格外厚望。
弟子子贡，深敬孔子，冰雪聪明，又辩才无碍，长于商贾交接之道，故孔子常以行胜于言暨仁义道德教之。
弟子子路，早年性情粗鄙，猛而好勇，甚欲凌暴孔子，孔子窥其忠孝可教，所以“设礼稍诱子路”，即以礼乐之道诱导，示之以君子之行。后来子路“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终成孔门贤哲之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鲁国法令规定，若鲁人在别国为奴，而有人能将他们赎回的话，可到国库报销赎金。然子贡从他国赎回为奴的国人，却谢绝到国库支取赎金。这看似廉洁，孔子却批评他：“赐啊，你这样不妥，恐怕再也没有人肯为同胞赎身了。”与此相反，子路救过一溺水之人，那家人竟以一头牛酬谢，子路也坦然收下。孔子闻后高兴地说：“太好了!以后鲁国人一定会抢先拯救溺水之人。”在孔子看来，子路受牛实较子贡让金更为合乎公利、大义，亦更值得表彰。由此亦可窥见孔子施教精神之一斑。
孔子弟子像
相传孔门盛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夫子传道受业，提携解惑，群弟子肃穆聆听，潜心受教。师爱生，如春晖之普照草木;生慕师，若幼苗之欣欣向荣。其间从游之乐，何减天伦!如此长期相处，教学相长，相濡以沫，师生之间竟形成一种比拟血缘的亲密联系。在孔子，视颜渊、子路、子贡等弟子犹若亲子，于是子路、颜渊去世后孔子若丧子而无服;在颜渊、子路、子贡等，亦视孔子直如慈父，于是孔子去世后，子贡力主同门若丧父但服心丧而无服。
孔门施教，既改变了诸多弟子的个人命运，又间接改变、影响了中国文明的未来走向与景观。孔子将王官之学推向更广阔的民间，在周代礼乐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中华文明的新园囿，其功正不在禹下。孔门教学暨孔子与其弟子间的文化传承所呈现的师道尊严，更为此后中华民族的尊师重道传统奠立基石，坚韧地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生命与灵魂。
为政之要 道之以德
近代以来，对孔子的一般定位多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这一评价可能隐含这样一个误会，即孔子固然是圣人，但其主要的可靠建树是在教育，而非政治，甚至孔子连一位杰出政治思想家都很难算得上。
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这个误会的基点，就在于忽视了孔子论学、施教的起点即是拨乱反正，救世济民。孔子拳拳秉持的六经之教、先王之道与礼乐之治，说到底皆“务为治者也”。颜渊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既对前代礼乐、制度之充分借鉴，又对现实有具体考量，并明确提出施政措施。孔子的“职业”定位，当首先是位杰出乃至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其实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孔子有非常突出的政治能力。在孔子仕鲁，担任中都宰、鲁司空、鲁司寇期间，实际已取得不凡政绩，号称“四(西)方诸侯皆则之”，绝非空谈无能之辈可比。据说，邻国齐人听说孔子参与鲁国国政，竟大惊失色，云：“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齐以大国竟对孔子参政畏惧如此，甚至想到割地以求和。后来，孔子师徒周游列国至楚，楚昭王本拟兴师迎接，甚至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却被令尹子西以“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相阻。(《史记•孔子世家》)所谓“为政必霸”“非楚之福”，从另一角度看，恰恰是时人对孔子治国能力的充分肯定。
关于政治，孔子明确提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这意味着孔子将公平正义视为政治的本质或基本原则。为此，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并明确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对于那些肆意聚敛、危害百姓利益的行为，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
孔子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自觉担当民众的表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政令、刑罚治理民众，往往令其巧避责难而无羞耻之心;以礼乐、道德引导民众，则会令其心知羞耻而自觉规范行为。有这样一个案例：孔子担任鲁大司寇时，有一对父子相互状告，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处理起来恐颇为棘手。孔子就将那对父子关进同一间监狱，一连三个月，既不审理，也不判决。后来，做父亲的请求不要审判，孔子就将他俩都放了。孔子的处理方式，实系不言之教，即以父子亲情启发孝悌、仁爱的自觉，从而更好地维系伦理，维护亲情。
为政者、在位君子，应是礼乐、道德的倡导者，是整个社会的引领者。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康子对于境内盗窃成风状况十分忧虑，就向孔子请教对策。不料孔子却严肃指出：“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意思就是说，之所以社会上有这么多人去偷盗，还不是由于执政者横征暴敛，令百姓衣食无着，生活难以为继的缘故?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动乱、激荡，往往导源于为政者的过度贪婪，即对公平正义的冲击和破坏。其实，这也正是孔子为政难于成功的先天难题所在。
周游列国 穷达以时
鲁定公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用，得以从容施展政治才能，使鲁国政局为之一新。然而，鲁卿大夫旧势力过于庞大，当孔子主导“隳三都”行动触及其核心利益时，即予以强力对抗而阻断。孔子主导的“新政”已难于推行。与此前后，齐国忧惧孔子“为政必霸”，于是向鲁国公卿赠送美女、骏马，以离间鲁当权者与孔子之关系。结果鲁国执政季桓子多日不朝，怠于政事，疏远孔子。孔子大失所望，不得不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的生涯。
孔子圣迹图之因膰去鲁
孔子年轻时就“志于道”，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但实际上，孔子“周游”远没有这般洒脱，而是带有若干无奈的意味。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王道、礼乐之治，来寻找一个理想的国度。遗憾的是，礼坏乐崩，是天下整体之局;诸国纷乱，更是在在难免。
十四年间，在弟子们的陪伴下，孔子于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各国之间颠沛流离，饱尝艰辛。或有不解，或有揶揄，或有讽刺，甚或有阻挠，甚至有时连身边弟子都难于理解，然而孔子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而其之所以能如此，在于孔子内心有更大的抱负与格局。在被困于匡时，孔子慨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欲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行经宋国，孔子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宋司马桓魋竟命人将树伐倒，以欲加害孔子，孔子坦然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孔子圣迹图之匡人解围
其间，孔子或许也曾苦闷过，或许也曾失落过，甚或也曾迷茫过，但却终究没有消沉与绝望。相反，无数的艰难险阻历练了孔子，更激励了孔子，最终也提升了孔子的人生境界。
孔子圣迹图之在陈绝粮
陈蔡之间绝粮，“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弟子子路、子贡皆表示不解，孔子诲之曰：“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意思是君子能否遇到明主，是由时势所决定的;才与不才，则系个人的品质。君子学识渊博，谋略深远，却没有碰上好时运的在在多有，岂止我孔丘一人!况且，芝兰生于深山老林之中，并不因为无人欣赏而不吐露芬芳;君子修习道术树立仁德，亦不能因贫穷困顿而改变节操。可见，“周游”的遭际、艰难与思索，已使孔子达到了新的人生高度。
这次“周游”，对孔子而言，是人生的又一次磨炼与升华。孔子曾屡梦周公，自然以周公志业为人生鹄的。然而，孔子毕竟非周公，有其才德而无其权位，故难以推行先王之道、礼乐之治。此非止孔子的不幸，更是历史的遗憾。然郭店竹简《穷达以时》有云：“遇不遇，天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故君子敦于反己。”时运由天，穷达以时，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遭遇，君子皆当修德笃行，敦于反己。
这次“周游”，对中国文明而言，是一个难得的传播机遇。正由于孔子无周公之位，乃从民间兴起，又常年周游列国，故孔子反得以将周代王官学推衍至民间，进而有力推进了儒学与文化的传播。此则非周公所可及也。
哲人其萎 百世宗之
鲁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时孔子68岁)冬，孔子由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漫长的“周游”经历。
此时，孔子已入衰年，无论鲁哀公，亦或三家卿大夫对孔子皆颇尊礼如国老，屡屡请教各种问题。孔子皆答之甚悉。这些问答内容，融会了孔子晚年对政治、文化以至天道、人性的诸般成熟见解，思想价值极高。但无论哀公，抑或三家却仍不能真用孔子治国。孔子自然心明如镜，自知时运不济，亦不可强求。于是，孔子更多地从事教育弟子与整理典籍，特别是删定、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所谓“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这一工作，大约始于孔子教学之初，而断续至其晚年。特别其中的《易传》《春秋》两种，尤必为晚年思想成熟之作。
孔子圣迹图之删述六经
孔子的晚年，是极为孤寂的。儿子伯鱼，弟子颜渊、子路先后离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其苦痛岂是语言所能形容。尤伤感者，大约是志士暮年，壮心亦衰。孔子之所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或许即在此前后。鲁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时孔子71岁)春，狩大野(今山东菏泽巨野县)。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又感叹道：“吾道穷矣!……莫知我夫!”临终前，弟子子贡前来拜谒，孔子动情地说：“赐，汝来何其晚也?……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而其最为伤感，亦最为挂念的仍是：“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这是一个老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史中一幕永恒的悲剧。
孔子一生，从世俗所谓命运而论，大约算得上最悲苦的了。然而，生命的层次，人生的高度，灵魂的神圣，又岂是区区福祸寿夭所能权衡?!太史公有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教，百世宗之。我们将视野放宽至司马迁以后二千年，进而与世界各文明古国横向比较，自将看得更为清晰。欧洲艺术史家恩•贡布里希曾在他的名作《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中，赞誉孔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一位伟大导师”，并恳切地指出：“在他的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是啊，在这二千五百多年中，多少贤人君子、仁人志士，心怀斯民，居仁由义，焚膏继晷，薪尽火传，承继夫子将坠之业，使这个民族永与仁善、光明相伴。百年之后，他们或载入儒林道学传，或走进文庙两庑间，或隐没在座座乡贤、名宦祠中，继续积淀着这个民族的文明之魂。
回望这二千五百多年来，斗转星移，王朝兴替，孔子的名号或有显晦，儒学的境遇时有臧否，但历史却一再证明：孔子的学说、孔子的精神，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终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