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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与山东

发布时间:  作者:李学勤

  摘要: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但山东地区的诸侯国则仍与王室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夏商周与山东

  一、夷夏关系问题

  有关夷夏问题,过去在学术界有许多讨论。其中,傅斯年先生的著名论文《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商周时期,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沿黄河上下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商与夷在黄河下游,属东系;夏与周在黄河中上游,属西系。开始是夷与夏相互斗争,其后,东方的商人代替了夏朝;再后来,周人承袭夏文化,兴于西方,东进而灭了商朝。傅先生以东西地理角度来讨论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关系,揭示了夏商周三族的冲突与交替,很有意思。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影响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今天看来,这种观点需要重新讨论。

  首先要讨论的是,夏朝是否仅仅局限在黄河的西部,即豫西地区,夏朝是否与黄河的下游,即山东地区有关系?这个问题可以从夏代的积年谈起。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概括起来有两说:一种说法是431(432)年(见《易纬稽览图》、《世经》等),另一种是471(472)年(见《太平御览》卷/k--引《竹书纪年》、《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引《汲冢纪年》)。这两种说法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同一回事,因为在夏代早期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与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羿浞二世加起来共有40年。431年是不包括羿、浞二世,471年则是包括了羿、浞二世。我们认为471年说比较合理,这个数字和古书所记载的夏朝按顺序有17个王基本吻合,即所谓“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有穷氏后羿和寒浞,原来都在山东。据古书记载,有穷氏的地望在德州地区,寒氏的地望在潍坊地区,今天的潍坊市还有寒亭区(寒亭是汉朝设立的)。

  由此可见,从德州到潍坊的大片山东地区,在夏朝时均属于有穷与寒的势力范围。

  现在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夏朝初年的这段历史。夏朝的创始人是禹,禹死后由儿子启继位。启有五个儿子,史称“五子”,其大儿子太康继位,但兄弟五人不团结。这时夏的附属国有穷氏后羿就乘机夺取了夏王朝的政权,这就是<左传>襄公四年所记载的后羿“因夏后氏以代夏政”。后羿首先废除了太康,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但政权实际掌握在后羿的手中,仲康不过是傀儡而已。仲康死了之后,又立仲康的儿子相继位,但不久后羿赶跑了相,自己正式当了王,这就是所谓的“后羿代夏”。有关这段历史较为详细的记载见<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后羿任夏王之后,终日醉心于游猎活动,而任用寒浞治理朝政。但寒浞对羿怀有二心,结果勾结羿的“家众”,把羿杀了。于是寒浞又代羿而当了王。当时被后羿赶跑的仲康之子相正躲在夏人的同姓斟灌氏那里。寒浞以为这是对他政权的威胁,于是就派自己的儿子浇去剿灭了斟灌氏和斟寻氏,杀死了相。相的妻子后缗当时已怀孕,在紧急中从小洞逃跑到了她的娘家有仍氏处,生下了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夏王少康。寒浞的儿子浇又欲杀少康,少康就逃奔到有虞氏那里,担任了有虞氏的庖正,并娶有虞氏之女为妻。当时,夏的遗臣靡在有鬲氏。少康就和有鬲氏联合起来,经过长期准备,最后消灭了浇及其兄弟殪,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继任了夏的王位,史称“少康中兴”。有关史事见《左传》哀公元年、《竹书纪年》(《后汉书·东夷传》注引)、《帝王世纪》等。

  以上夏代早期的历史故事,曾有人表示过怀疑,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这段故事有它的真实性,这从它的名号——太康、仲康、少康中可以得到证明。大家知道,商朝的王大都是用天干命名的,其中有许多太、仲、少之称,如太丁、太甲、太庚、太戊,中壬、中丁,小甲、小辛、小乙等等。这些在甲骨文里都有记载,大等于太,中即仲,小就是少。在甲骨文里,“康”就是“庚”,因此,太康、仲康、少康,实际上就是太庚、仲庚、少庚。夏王的世系中还有孔甲、胤甲、履癸(桀),也是用天干命名的。这种命名法不是造假的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周代的人已经不懂得这种名号是怎么起的,怎么用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相信太康、仲康、少康这个世系一定有它的背景,有它的历史根据。

  既然上面的史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史事中涉及的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的活动范围。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地望都在山东,如斟寻、斟灌在寿光、潍坊一带,有鬲氏在平原县一带,有仍氏在济宁一带。当然,斟寻也有记载在洛阳附近的,可是斟灌和有鬲氏、有仍氏一定在山东。

  这样,我们把有穷、寒、有鬲、斟灌、有仍等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得出这么一个强烈印象,即这些夏朝的方国全在山东。

  这就促使我们考虑一个新问题,即夏朝的活动范围究竟包括多大的地域?近几十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进展,大家对夏王朝中心地区的认识有一个占优势的观点,就是认为应该在豫西晋南,即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西部,而它的中心一般认为在洛阳地区。这种说法的提出是由于考古学上在那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正好在龙山文化之后,商文化之前,与夏的年代基本相当,而且据古书记载,这里正好是夏朝的一个活动中心,于是学者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可是上述的讨论表明,除了豫西地区是夏朝的活动中心外,山东也是夏朝活动比较多的地区。夏朝的统治区域原是相当宽广的,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只在豫西晋南这一小块。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有穷氏、寒浞氏、有鬲氏、斟灌氏、有仍氏等等夏的属国都在山东,因此,山东为什么不可能有夏的文化呢?

夏商周与山东

  考古学文化不一定和王朝完全相对应。例如商代,纯粹典型的商文化范围并不大,如商代晚期典型的殷墟文化基本上不能越过河南以南,湖北地区就没有。可是你不能认为那个地区不受到商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商文化的影响已越过长江到了南方很远的地方,如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和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即是显例。

  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观念:在夏商周时期,其王朝的区域与考古学文化不是完全等同的。往往出现的情况应该是,王朝的范围大于典型的考古文化。

  就夏代而言,完全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东方的山东地区有一支夏代的文化,这支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夏朝的范围之内。所以上面提到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河南,也发生在山东。山东与夏代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希望将来会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努力。

  山东地区的考古文化自成序列,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不少学者认为,这一序列文化属于东夷,其中岳石文化是由夷人构成的文化。岳石文化的年代已进入了夏代纪年,岳石文化向西的分布已经达到豫东地区。所以,豫西地区的夏与山东地区的夷人一定存在着关系。古本《竹书纪年》对这方面有较多的记载。帝相时,曾征伐淮夷和风夷、黄夷,其时“于夷来宾”。帝少康时,“方夷来宾”。帝杼时“征伐东海,至于王寿”。帝芬时,畎夷、于夷、方夷等“九夷来御”。帝芒时“命九夷”。帝泄时“命畎夷、白夷”等六夷。至帝发时,仍‘诸夷宾于~”。由此看来,对诸夷的统治确实是夏代的大事,夏朝应包括夷人区域。因此,我们主张,研究夏代不能忽视山东。

  二、奄国问题

  为什么要谈奄?奄国的时代背景是很重要的。奄是一个诸侯国。奄在什么地方?古书记载和我们对奄的知识是从后边向前推的。古书记载鲁封于奄,在西周初年,周公的大儿子伯禽被封在鲁国,鲁国的首都在曲阜,因此,大家相信奄国与曲阜有关。武王伐纣之后,并没有建都在商人的都城之上,而是把商人原统治的地区分成三个地区,即邶、都、卫,并派武王的三个弟弟叔、蔡叔和霍叔来管理和监督,即“三监”,同时把纣的儿子武庚也封在此地。有人认为“三监”是武庚、管叔和蔡叔,还有人认为是管叔、蔡叔和霍叔,我认为管、蔡、霍这个说法比较好。

  武王回到了周都宗周,即现在西安附近的长安。他死后,由于成王年少,周公执政。管叔、蔡叔造谣周公要篡夺王位,并联合武庚造反。他们的叛乱得到徐国、奄国的支持。这就是所谓“三监之乱”。后来,周公就在成王的命令之下进行东征,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奄国消灭,即“践奄”。结果将奄国的国君迁到薄姑,即现在的青州;传说还有一部分的奄国遗民迁至江苏武进,现在武进太湖边上还有一个古城叫奄城。由此,我们向上推把奄国定在鲁国范围之内。

  再往前推,就更重要了。因为奄在商朝的历史上曾经作过商朝的首都。根据史书记载,在商朝的中期,有一个王叫南庚,迁都于奄。其后有阳甲,亦都于奄,到盘庚时才由奄迁都到殷,即现在的殷墟(河南安阳)。换句话说,盘庚迁殷之前,商的都城曾一度在奄。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奄的遗址。如果能够发现,我们就可以对商的考古历史有新的认识。不过,在曲阜一带没有什么发现,特别在今天曲阜市区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甚至连商代地层都找不到。那么古书记载奄在鲁国究竟可靠与否?

  近年来,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发现应该说够得上资格,即滕州前掌大的考古发现。它离曲阜有一定距离,可还是不远。前掌大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已有了非常重要的收获,现在还在进行之中。

  前掌大遗址是一个很大的商代墓葬群,而这个墓葬群出土的东西完全够一个商朝的重要诸侯国的水平。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古时的铜胄,也就是铜盔,在殷墟发现,这里也有,而且不只一次地发现,其规模之大是整个的商朝墓中所不多见的。因此,我认为这个地区应该与奄有一定关系。这样,我们看到,奄国的历史由于考古发现,应该说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线索。从曲阜、兖州到滕州,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会给我们对于奄国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大家还可能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商朝的中心能够在山东、河南地区来回移动,一会儿在奄建都,一会儿又到河南的安阳去?实际上从中国考古学史上来看,继殷墟以后,最重要的商代遗址就发现在山东。安阳甲骨文的发现震惊世界,确定这是殷墟。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在1928年开始,到现在有70多年了,这是中国发掘历史最长的一个遗址。可是在这之后,比较好的商代遗址一直不多。再下一个发现就是1935年济南的大辛庄遗址,是中原地区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的商代遗址。“大辛庄遗址”最早是由当时齐鲁大学的两个传教士发现的,一个是加拿大的明义士(JamesMenzies)。他是加拿大长老会的一个传教士,来中国后先在安阳当传教士,正好碰上了殷墟发现。

  三、西周时期山东地区的诸侯国问题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地”,这是因为西周初年“齐”和“鲁”两个诸侯国被封在山东境内。但是西周时期,山东并不仅仅只有齐鲁两个诸侯国,还有一些其它重要的封国。

  关于滕国。西周时期,山东西南部的诸侯国,除了鲁国,还有滕国比较重要。滕为姬姓国,是文王庶子滕叔绣的封国。考古工作者在滕州发掘的庄里西墓葬群,推测就有滕国公族的墓,内中出土有大量从西周到战国的青铜器,多处铭文有“滕公”字样,滕公就是滕叔绣。

  现在,我们再来横着看山东地区在西周时期的封国。其西南地区有鲁国,鲁国南面有滕国,鲁国的东面有齐国,齐国以东有纪国,纪国的北面是莱国。滕以南还有许多小国就不说了。这样,我们对西周时期山东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了。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西周在山东地区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商朝对东夷的征伐基础之上的。西周继承了商朝,并扩大了统治,直到最后东夷完全融汇到西周文化里了。

夏商周与山东

  四、关于不其簋

  最后想谈谈周王朝与山东地区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来我个人一直反对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应该再加一个“再”字,叫“秦始皇再统一中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只不过那时的统一没有秦兼并时那么完整严密而已。但必须指出的是,夏商周三朝的政教影响到了相当广大的地区。就西周来说,大家可能会意到,西周时期,不管什么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其铭文的字体都一样,如出一手。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已开始疏远,但山东各诸侯仍与王室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

  我们这里可举“不其簋”的故事为例。“不其簋”这个铜器是秦人所作,过去只有一个盖传世,这个盖最先由罗振玉收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个盖上有一篇长篇铭文,记载了不其受周王之命与猃狁作战,最后获得了胜利的经过。可惜的是器身一直没有见到。到了1980年,忽然在山东滕州的后荆沟挖出了一个墓,内中出有两个簋,全是有身有盖的。其中第一个簋身内发现了“不其”铭文。有趣的是:不仅这个簋身上的“不其”铭文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盖上的“不其”铭文完全一致,而且这个不其簋器口的尺寸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的盖口尺寸完全一致,都是23.2厘米,纹饰也一样。因此,历史博物馆的盖,很可能正是后荆沟那个簋的原盖。过去,我曾撰文指出,不其簋是最早的秦器,器主是秦庄公其,“不其”的“不”是发声词,“不其”就是“其”。不其簋所记的战争年代应为周宣王四年或六年(前824或前822年)。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秦国的铜器怎么会跑到滕州来呢?而且还后配了一个盖?不但是配了一个盖,而且还另仿了一个整簋,盖、身齐全。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谜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然而最近终于给了我们揭开这个谜底的机会。前几天(4月21日)我和江林昌博士到滕州博物馆参观,在那儿我们看到,不其簋的那个后配的盖儿上也有字,说当地的国君娶了周王的女儿为妻。原来,在春秋早年,秦国是秦武公当政,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发现了秦武公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秦武公的妻子也是周王的女儿,称“王姬”。于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推测,即秦武公与这里的国君是连襟,有人叫“一担挑”。因为这样的亲戚关系,青铜器就有可能作为贵重礼物进行馈赠。结果,秦武公祖先的青铜器不其簋就到了山东,配了盖,铸了字,还配了另一套簋,最后又作为重器随葬于是有了1980年后荆沟两套簋的出土。这个故事,包括一些想象的成份,不一定准确。可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西周时代的山东诸侯国,一直到春秋时期,仍与周王朝有婚姻关系,联系紧密。这是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

  以上问题,概括起来是想说明一点,即山东地区在整个夏商周时期都是极其重要的,山东古文化在整个中国文明史进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曾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生前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1月21日,被评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新出青铜器研究》《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周易溯源》《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李学勤集》《古文献丛论》《李学勤文集》等。本文原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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