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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宗邦,诸侯望国:鲁国的历史与文化

发布时间:  作者:杨朝明

鲁国的历史与文化

  在周代,宗法制度非常完备,诸侯国商议大事,举行活动,往往采取会集结盟的形式,而在此时,各国的排列次序也都遵循“尊尊而亲亲”的宗法精神。一般而言,“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而在姬姓诸侯国中,鲁国又往往排在各国之前,用《国语·鲁语上》的说法,就是“鲁之班长”,鲁国在诸侯国中班次居长。周代诸侯星罗棋布,位于“泰山之阳”的鲁国,其地位却显得如此特殊,以至于被认为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

(一)

  鲁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然而,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鲁国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受封之地久已是上古文化发达的地区。鲁国国都在今山东曲阜,考古工作者在附近发现了原始文化遗迹。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附近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据记载,我国的人文初祖黄帝就出生在曲阜,炎帝、少昊、颛顼等不少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殷商本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

  周初,以伯禽为首的一批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在代殷之后,要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经略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所谓当时“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在这些地区。伯禽被封于曲阜后,甚至“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因此,要很好地镇抚东方,他们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了鲁国的文化。

(二)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因而在当时诸侯国中具有特殊地位。鲁国始封之君伯禽为周公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辅助平定天下,都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在周初政治舞台上地位十分显赫。没有周公,就没有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没有周公,就没有郁郁煌煌的周代礼乐文明。

  也是因为周公的原因,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到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例如,周王室所拥有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还有,替周王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在教育方面,“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所有这些,恐怕在当时诸侯国中鲁国所仅有。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虽然王室衰微,礼坏乐崩,许多小国却依然纷纷朝鲁,并且至鲁观礼。鲁国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其政权一直掌握在作为“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左传》襄公十年记载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是周王朝统治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战后答谢诸侯,在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宗周模式的东方诸侯,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绝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其他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以之取代当地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部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在强力所能成功的。

  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说鲁国与宗周的特殊关系,其影响所及,铸就了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由于礼乐传统在“化成民俗”方面的效应,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鲁人崇德尚义、热爱邦国、重视本业、讲究男女有别和夫妻之别。

  鲁人依礼而动,一些“违礼”之举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指责。入东周以来,虽然已经“礼坏乐崩”,但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繻、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臧文仲、柳下惠、孔子等不仅被现在的历史学家称为“学者”,像孔子等人更是著名的礼乐大师。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三)

  鲁国社会是整个西周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鲁国宜于农桑,农业较为发达,手工业的发展也处于各国的领先地位,只是为贵族服务的性质比较明显,而且手工业门类多与农业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再加之鲁国不像齐国那样带河蔽海,有渔盐之利,也不像秦、晋那样与外族接邻,其交换关系很难获得充分发展。因此,就鲁国的大部分时期而言,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工商食官”的传统久久没能突破。在这样稳固的定居农业区域,周室的宗法礼乐制度得以很好地推行,鲁人重农与重礼相辅相成,构成了鲁文化的特殊风格。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有贵族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两种基本类型,严格讲来,专制君主制是战国以后宗法制彻底崩坏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在此以前则以贵族君主制为主。在这种体制下,君主虽然在国家政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但他的权力要受与他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贵族群体的制约,或者说君权受着族权的制约。在鲁国,这种制约在春秋末期以前始终是存在的,由于鲁人“尊尊”、“亲亲”观念根深蒂固,鲁国公族中分出的各大家如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臧孙氏、展氏等等,虽然都是鲁君的下属,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时却还对君权起着监督与制约的作用。各家族自己确立各自的首领,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都邑。据专家研究,鲁国还有会盟制、朝议制、辅贰(正卿)秉政制、大夫争谏权等,所有这些制度都约束和限制着君权。

  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典籍记载看,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服于有礼”,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为了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 “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时人都十分看好鲁国。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

  鲁人深受宗法礼制的影响,但鲁国的政体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有一个从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继承制度是宗法制的根本,宗法制又制约着国家的政治体制。西周时期,鲁国君位传承实行的当然是嫡长子继承制,但由于种种原因,西周时期的鲁国君位呈现为“一继一及”的表现形式,即以“兄终弟及”补充“父死子继”的原则,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继承规则之下,鲁公的兄弟被排斥到鲁国的最高权力之外,他们遂成为一个个卿大夫之家。随着势力的壮大,他们以自己的采邑为后盾,与公室相抗衡,卿大夫势力的增长造成了公室的衰微。

  鲁自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宗法礼乐崩坏的局面,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如税制和兵赋方面,鲁国先后实行“初税亩”、“作丘甲”、三桓“分公室”、“用田赋”,这些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司马迁就说鲁国“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鲁人在摆脱了“工商食官”的传统之后,不少人也加入到了自由工商业者的行列。鲁人血缘宗法观念逐渐淡薄,反映在政治上,则是三桓与公室之间的斗争更加剧烈。战国初期,哀公曾欲联越击三桓而被逐;“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史记·鲁周公世家》)但到鲁元公之后的穆公时期,鲁以公仪休为相,三桓则盛极而衰,彻底在鲁国失势。随后,鲁国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并在官制与选拔制度上进行变革,于是,鲁国的宗法贵族君主制逐渐让位于专制君主制。

(四)

  鲁国的礼乐传统深深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为重要、影响后世既深且广的,当然要数培育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之学。

  孔子生活在鲁国,毫无疑问,孔子思想的产生密切关联着鲁国先辈们的礼乐传统。春秋中期以前,学术本为官有。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属。所以,《礼记·曲礼》说“宦学师事”,官守与师传合而为一。当时,礼乐教育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泮宫是鲁之国学,或称大学。春秋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诗经·鲁颂·泮水》所载鲁人在泮“献馘”、“献囚”、“献功”来看,鲁国十分重视在泮宫进行军礼等的教育。除国学外,鲁太庙也是鲁国讲习礼乐的重要场所,《论语·八佾》中“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记载即其明证。

  春秋以来,随着原始宗法制度的解体,社会上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周代礼乐既有崩坏之势,则“王官之学”的典章制度也逐渐失传。如在鲁国,其乐人便四处流散,境况不佳,《论语,微子》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人于汉,少师阳、击磐襄人于海。”这时期,不仅许多贵族不习礼文,即使有些人主观上企图保存周礼,但也泯灭了礼之本义。可是,礼毕竟是鲁国的立国根本,于是,在鲁国,无论正在上升或没落的大小贵族,都感到礼坏乐崩于自己不利,也就是都感觉到没有文化难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当时贵族阶级中的个别人便思收拾遗散,弘扬礼乐传统。孔子所学以礼、乐为主,他的一家之学便是在此基础上,集合西周以来之文籍及典章制度、伦理道德而形成的。

  孔子精于礼乐实是他受到当时士大夫敬重的主要原因。儒者公孟子曾说:“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公孟》)孔子知礼,遂成了时人学礼的去处。孔子有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遂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当代不少学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礼”作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宗法性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和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因此,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以其礼乐之学传授生徒,开私家讲学之风,儒学于是创立。

  鲁国产生了儒学,也产生了墨学。鲁国文化重现实、重人世,也重科学、重自然。惟其如此,鲁国才产生了能工巧匠鲁班和墨子,他们都是我国最早的科技圣人。战国时期鲁国还出现了天文学家甘德,他是著名的“善说星者”。鲁国的织品如缟、绨、锦名扬天下,鲁国的历法和纪年十分发达,都足以使鲁国文化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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