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的客厅、两个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靠窗一张老式书桌，上面摆着纸、笔、放大镜，这就是马秉新的“回族史”工作室——二十年前,马秉新受姐夫委托撰写济宁“查拳”历史，撰写过程中，他对济宁地区的回族历史产生浓厚兴趣。这些年，他相继完成了4本济宁回族史料书籍创作，得到全国伊斯兰研究权威人物的认可。如今，马秉新已成为耄耋老人，二十年笔耕不辍，他终于为济宁回族同胞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机缘巧合，他成了济宁回族的“撰史人”

    1993年，刚刚从单位退休的马秉新接到外地开设拳馆的姐夫的来信，希望他能够帮助查找济宁回族“查拳”的资料。然而，接下这个“活儿”后不久，马秉新就后悔了，整个济宁回族700余年的漫长历史，直到民国时期才出现短短103字的记载。更让马秉新有些心急的是，相对于具有完整编年体系的汉族历史，济宁回族连自己的“家谱”都没留下，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口头的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奇，历史的真相已经无法考证。难道子孙后代仍然要靠这些传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吗?马秉新暗下决心，要修一部济宁回族自己的“史书”。

　　然而，从零开始修筑一部史书谈何容易?二十多年间，马秉新投入了全部时间和精力。缺乏史料，他就自掏腰包从外地购买，无法核实真伪，他就登门拜访当年的老人……为证明老辈回民流传的“五马六杨十三李”这句口头禅是否确有其事，马秉新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经过反复查找，他发现这句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只是一句民间俗语，没有任何史料佐证。“历史就是历史，一定是经过严肃推敲和史料证明的，我希望给后人留下一部严谨的史料著作，不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马秉新说，类似的“证伪”工作，他已经记不起做了多少。

　　严谨写史，二十余年笔耕终获认可“从一开始准备研究济宁地区的回族历史，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孤证不立。”马秉新告诉记者，由于济宁回族并没有“记史”传统，能够留存下来的书面材料几乎为零，济宁当地的州、县史志中关于回族事件的记载也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为核实史料，马秉新只能想尽办法找到当时亲历事件的老年人。然而，这些“活历史”们却很难理解马秉新的做法：“你打听这些干嘛，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不当吃不当喝的。”对此，马秉新只能耐心解释：这是咱济宁回族的“家谱”，咱们在这儿待了700多年，得让子孙后代知道咱是哪儿来的哪里去的……有了这番解释，老人们总算明白了，要听到他们的故事，马秉新花了不少精力。

　　“老人们都闲不住，他们在一边忙，我也得在旁边帮手，边干边聊。”马秉新告诉记者，老人们在家做饭，他就在旁边帮着拉风箱;冬天一些老人起床很晚，他就帮着倒尿盆……勤奋的耕耘让马秉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让很多存在长期争议的历史事件有了一个清晰的指向。

　　2008年，《济宁回族纪略》出版，这本堪称济宁回族历史“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一经面试就引起了国内伊斯兰学界的关注，大阿訇、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协会会长陈庆元更是为本书欣然作序，标志着这本书得到了伊斯兰研究学界的高度认可。

　　年事渐高，谁来接过手里的这杆笔?

　　《济宁回族纪略》出版后，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让马秉新备受鼓舞，可就在他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之时，身体却开始撑不住了。“最明显的就是眼睛，离开了老花镜和放大镜，我几乎什么都写不了。”马秉新告诉记者，眼睛的老化速度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想，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研究进度。这两年，尽管全国有很多伊斯兰研究机构邀请他去交流，但他却始终未能成行。“腿脚也不行，眼睛也不好，去了只能给别人填麻烦。”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马秉新依然没有停下手上的研究的工作。现在，他依靠仅存的视力写好大纲，再安排身边的志愿者查找资料。“我看不清东西了，只能请他们读给我听。”马秉新告诉记者，他曾向济宁伊斯兰协会申请一名“读书秘书”，但终因协会经费紧张而未能如愿，而依靠身边的志愿者，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史书需要不断延续才有更大价值，我能做的可能不多了，希望有志者能把我手里的这杆笔接下去。”临行前，马秉新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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